例如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的5年期限，这意味着期限未满5年时，信息主体就不得随意请求删除。

相反，如果实践可行，就上升为法律制度，例如领导过问案件留痕制度。其中，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形成了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进行反方向控制。

可见，主张法官作为我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的观点，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背，既否定了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作用，又否定了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领导、监督作用。从历史来看，1982年宪法颁布时，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列举个人这个主体就是针对党的领袖和党政一把手。如上文所述，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阶段性，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宽容地接纳了更多的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充满柔性的概念相继而生，人民主权也从单一的集中式转变为集中与限权相结合的二元式。[19]1999年，法治原则入宪，将法律制约权力的理念推向良法善治的高度，这意味着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依照法律规定必然具有限权功能，它与法治原则条款相勾连，延伸出两层限权含义，一则，通过宪法和法律限制除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审判权。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存在模糊性，并不限于国家机关，还应包括公民和执政党。

这些权衡总体表现为互相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旧价值相互限制，彼此牵扯，互为边界，通过这些衡量标准，让它们彼此适应，彼此限定对方的负向度，彼此激发对方的正向度。就集中式人民主权而言，一方面，该理论仍然坚持国家机构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最能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建立了非平衡的、金字塔式的宪法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76]前注[2]，王蔚文，第140页。

（二）阶段性权力配置 关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双阶段性应当进一步明确的是，此双阶段仅指在程序的运行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界分，先由一般法院启动此程序，进而移送至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查，但不能将这一特征理解为合宪性审查权力的分散性与阶段性划分，即违宪审查主体有且只有宪法法院，一般法院并无违宪审查权。[59]前引[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165页。因此，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不作为将导致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并允许当事人在穷尽救济的情况下提出宪法诉愿。（3）之于裁判重要性的例外 在有些情形下，之于裁判重要性这一标准可能会被突破： 第一，违反平等原则。

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惯例，这一要件要求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对于原程序来说必不可少，原程序的判决结果必须基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判，[54]即被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将直接影响提起规范审查请求的法官对原程序做出不同的判决结果。其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与法律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别委员会，其性质为政治机构，而非司法机关，对于非属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文件的审查应以维护宪法的至上地位为最高准则，而不宜适用合宪性推定原则。

在德国规范层面的合宪性审查程序中，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1/4以上的联邦众议员提起，且这一范围是封闭的，禁止通过类推的形式进行扩张。制度的构建始于目的，在经由价值衡量后，各个国家在极为纷繁的宪法文化中选择了某一价值秩序作为指导。联邦宪法法院享有的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裁决垄断权：为了防止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查过程随意的忽视立法者之意志，有且只有宪法法院有权做出关于法律违反宪法的裁决，对审查对象进行终局性解释并做出规范性裁判的权力为宪法法院所垄断。为保障基本权防御功能的实现，防止公民基本权利在具体案件中为违宪的法律所侵害，《基本法》赋予德国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得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并设置了基本权利周延的救济回路。

但直至今日，潘洪斌在诉讼程序中所提出的请求还未得到落实。如果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变得飘忽不定，法院必须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否则法律解释的请求将不能再被接受。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第90条第2款第2句的参照适用，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为宪法诉愿开辟了提前通达的道路。另外，双阶段性在宪法法院的审查程序中也有迹可循。

在不能对存在违宪可能的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的情况下，法官需中止程序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的处理，出于司法效能的考虑和要求，法官希冀顺利启动审查程序，在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结果后尽快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做出处理。魏玛共和国破灭后，随着基本法对魏玛宪法违宪审查理论的继承和莱布霍尔茨成为联邦宪法法院的第一任法官(虽然在此期间理论上依旧存在着争议)，但是由特定的法院审查法律是否合宪这一观点已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事实。

（一）阶段性程序内容 1.一般法院提出解释请求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第一阶段指由一般法院法官中止具体案件的审理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启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68]所谓形式上的法律（formelles Recht），与实质上的法律（materielles Recht）相反，仅指由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包括规章和章程。

恰如德国学者所说，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更好的表述是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法律解释请求权的行使必然意味着审判程序的中断，为保障诉讼程序能够尽快结束，法官的此项权力将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在制度意义的完成上，德国一般法院的法官是在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义务，提高司法程序的审判效率，与违宪审查意义层面的审查权的设立目的存在着区别。潘洪斌认为交警大队的处罚依据——《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简称《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11条第1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并不适当，[1]遂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33]在违宪审查权确立之初，德国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一个司法机关，是否有权干涉立法机关之意志？德国有学者认为：宪法法院的设置不符合人们所描绘的法院在国家结构中的构想，主要原因在于宪法法院要对法律的合宪性和宪法机构之间的法律争议作出裁判，[34]出于对分权原则的恪守，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主体地位成为了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活动的阻碍。[52]参见前注[4]，[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62页。

在其他主体介入的情形下，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直接、单项的联系将被复杂化，转变为三个主体、两层移送关系的程序结构。该法案还要求公民填写有关其收入来源、教育背景、上下班的交通方式、住所使用（包括供暖和公用设施）等详细问题，并进一步允许获得的信息传送给地方政府，然后地方政府可以将这些信息用于规划、环境保护和重划选区，地方政府甚至可以将这些信息与住房登记册进行比较，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对其进行更正。

在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判结果后，程序方得继续，对被审查对象是否违宪进行裁判的权力被垄断于联邦宪法法院。[16]同时，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判决的规范性，使得其他法院对于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归于统一，不仅避免了冲突判决和解释的出现，也同时防止了法官的法律审查权对宪法优先地位的破坏。

而在对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解读过程中，德国学者往往将法官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解读为每位法官都具有审查权，[30]通常的说法是，法官具有审查权，但是没有决定规范不予适用的权力，后一种权力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66]如果一般法院所附具的理由并非明显不当，仅存在不足时，宪法法院允许其对提案的理由部分进行补充，在符合了相应的适法性要求后，可以进入联邦宪法法院实质性的审理程序。

法官若任意地行使审查请求权，将与本案有关、但无关公民权利保护及审判结果的法律规范一并提出审查请求，或者在未穷尽合宪性解释的情况下，将仅仅存在违宪可能性的法律规范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都会导致庞大的案件基数。这是对法官提请法律解释请求范围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虽具有合宪性审查之职能、超乎一般法院的庞大权力，但其司法机关的本质不会因此发生任何改变，故对立法者意志的干涉应当有限度，这也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职能之一。在取证的基础上，可能会发生对争议的修改（Wüdigung）。[69]Ernst Benda/ Eckart Klein/ Oliver Klein（Fn. 10）, Rn.852. [70]这里的审查对象不仅指与案件直接相关的法律规范，还包括与被审查对象有关的法律规范。

不仅深入分析法律现状，还要考虑到文献、判例集中相关有意义的法律观点。同时，法官应当在法律解释请求书中充分论证事实和法律两者间的决定性关系，并出示相关的证据。

这里的矛盾似乎难以调和。联邦宪法法院可以不限制于提案问题。

摒弃了基本权利具体内容由议会规定和限制这一保护方式的德国《基本法》，认为立法权无疑应当受到宪法之限制，[6]并设计出了较为完善的违宪审查体系。所以，在联邦宪法法院的视角下，欧盟法的优先性地位由于基本权利保护的要求被附加了某些条件。

[23]《联邦宪法法院法》第80条规定：具备基本法第100条规定之要件时，法院应直接请求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法院的申请，与诉讼当事人对该法规之无效的指责无关。另一方面根据一般的程序要求，之于裁判的重要性应提供事实上的证明，但仅限于对提案来说必不可少的事实即可。[35][美]彼得·C·考威尔。[18]Edward J. Eberle, Human Dignity, Privacy, and Personality in German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997 Utah L. Rev. 963 (1997). P. 967. [19]Ibid., p. 968. [20]参见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第61页。

[44]自《基本法》违宪审查制度运行以来，通过对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权的限制，联邦宪法法院颇为理想地规避了案件数量所造成的风险，解决了法律解释请求数量过多这一症结。而宪法诉愿作为对抗公权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特别的非正式的法律救济途径，[25]其提请主体是具有基本权利能力的任何人

另外，具体规范审查程序首要目的——维护立法者权威的确立，也存在着试图在有宪法争议情况下建立起适用的法律的明确性的考虑，以防止法院间出现相互冲突的判决。被审查对象范围的差异令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内容有着自身的特点。

[6]《基本法》第20条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而在对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的解读过程中，德国学者往往将法官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解读为每位法官都具有审查权，[30]通常的说法是，法官具有审查权，但是没有决定规范不予适用的权力，后一种权力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